徐中玉先生（1915-2019）

编者按

作为徐中玉先生的亲炙弟子，吴炫教授用“忧患人生”一语概括导师的精神境界。在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中，吴炫教授写出了“忧患”这一精神底色在徐中玉先生的学术和生活各方面所焕发出的人格光辉。本文原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后收入季剑青、张春田编《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感谢吴炫教授授权转载。谨以此文纪念刚刚去世的徐中玉先生。

忧患人生——记导师徐中玉先生

吴炫

“我的导师是徐中玉先生”。

每当与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前辈、同行谈天，聊到我的求学经历时，“我的导师是徐中玉先生”这句话就会脱口而出。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时候的心情，但是这句话确实比众多话语更能表达我对徐先生的全部尊敬和爱戴，而后一层意思常人并不一定能感觉到。从1986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跟随徐先生读研究生以来，除了私下里师兄弟们的聊天外，公开场合我从不轻易地谈论先生，也没有写过一篇记写先生的文章，一来是因性格不太习惯写散文和记人散文，怕自己写得生硬，反倒没有这句话来得好；二来是觉得写先生是很难的，从先生那里耳濡目染的东西太多，言传身教的东西太多，获得先生的帮助和批评太多，而先生的形象又是立体的，先生的奋斗又是90年的历史，那里有我很多不了解的人生内容，所以一时竟觉得无法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将先生能予以很好地描述、概括。

徐中玉先生与钱谷融先生

记得前年钱谷融先生出版他的文集《散淡人生》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在这本书的座谈会上都认为：“散淡人生”确实是钱谷融先生审美形象的真实写照，并可以展开很多生动的话题。今天我就忽然想：徐先生与钱先生是多年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的朋友，他们的亲密关系不仅应该是文坛的一段佳话，还应该具有中国文化的整体象征意义。那就是：如果钱先生的“散淡人生”更多的依托道家的“超脱”哲学的话，那么徐先生则以强烈的介入现实体现出儒家的“忧患”意识。正如儒、道哲学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互补结构一样，徐先生的“忧患人生”与钱先生的“散淡人生”相得益彰，也得益于这种互补——真正的朋友中是有文化意味的，这对我们这些晚辈走自己的路该是怎样深远的一种启示呀。

“忧患”的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文情结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徐先生的情景。那是86年春天我去华师大参加研究生复试，在丽娃河边中文系二楼一个小房间里，我们几个外地过来参加复试的同学在忐忑不安地等待徐先生的到来。大家都在心里揣想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是什么样子。徐先生来了，一个清瘦、精干、硬朗的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徐先生敏捷的思维、锐利的目光、温和的容态，使我们心存敬畏，又倍感亲切。记得徐先生和张德林老师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80年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讨论中的问题？我感觉到徐先生对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进行文学批评，是心存忧虑的，后来的文学批评发展也证实了徐先生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我记得徐先生当时并没有多说什么。这种忧虑几乎完全出自他的文学直觉与经验。现在看来，徐先生的这种直觉和经验，是出自他深厚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积累的。而这种忧虑，便成为徐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后来，我荣幸地成了徐先生的研究生。我们师兄弟5个人，就常常在师大二村徐先生温煦而简朴的一小间书屋里谈天说地，吞云吐雾。我们师兄弟之间，常常为了某个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也常常为了某个师兄弟生动的“家乡故事”而忘记了“学术问题”。这个时候，也是徐先生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刻。徐先生尽管和我们一起随便的抽烟，饶有兴味地说故事与听故事，郑重地讨论学术问题，但先生的眉宇间和目光里，总是深藏着对国事的忧虑和时事的关切。而这方面的话题，与先生一谈就忘记了时间。无论是党的会议和政策、官场与学术的腐败，还是抗洪救灾、下岗工人、朋友历险、出国见闻，社会上的大事、小事、远事、近事，均无不在徐先生的关心之例。我1990年毕业分配致南京师范大学后，基本上是每年都来上海看望先生。除了寒暄以外，我记得与先生更多的话题还是国事、时事与天下事。事后想想，我和先生在这方面是更多的一致。我属水瓶座，据说水瓶座对人类的关怀胜于对个人的关怀，我没有做过调查与考证，所以可信又不可全信。但我确实感到，我的天性和徐先生的忧患意识是太为贴近了，所以我学术上研究的课题也是大的课题比较多，这就更容易在这方面得到先生的教诲。比如当前的学术体制问题，就是徐先生为此一直忧虑的一个问题。最近先生在接受上海财经大学的刘金涛先生的采访时就说：“过去评奖资助活动不少，结果如何？恐难说很好……这样的奖励能够奖励出认真的学术来吗？组织评奖过程从不公开，评委组成缺乏公信，品德、专长缺乏公信力就评不出好东西。多年来评出的有多少经得起人们重视、时间考验的？”，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徐先生还就这个问题专门在《群言》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徐先生的影响和支持下，我和夏中义、刘锋杰两位先生也就核心刊物划分中存在的非学术问题，举行过对话。学界常说，当代学人普遍在人格、思想、学识、品德方面不如五四一代学人，而当代中青年学者普遍在人格魅力上，也比徐先生这一辈学人略逊风骚，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个学者对社会的责任和忧患意识，是出自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本能，还只是一种时尚话语、学者面具，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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