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对经济冲击较大，这些新领域吸引了大量的资源包括产业工人的涌入。在产业层面，一些新兴服务业业态吸引了不少弹性工作人员的转移；在区域层面，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依然是产业工人流入的重点，东部和中西部的“数字鸿沟”的存在也导致了劳动力“东南飞”状况的持续性；在就业岗位上，更为灵活和自由的工作环境、不低的收入也使得较多的产业工人青睐于“零工经济”领域。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支持重点企业以“人才订单”定向委托培养亟需关键岗位的高层次人才。同时，新赛道中许多新的高级岗位人才来源于相应产业人才的转移，如智能网联汽车的员工很多就来自于燃油汽车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很多源自计算机软件领域，因此，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项目对创造高质量的人才、解决增量人才不足的问题就显得比较重要。政府相关部门应联合行业协会、大学、企业制定培训项目，建立相应的职业发展中心，帮助高级管理人才和工人培训和再培训，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证券时报记者：产业工人的流动性如何？原因有哪些？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重视低技能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升，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培训等的政策供给。政府需要积极援助失业人群，建立低技能劳动力再就业培训制度，同时通过开展技能大赛、实施技能方面的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其向高技能劳动力转变；此外也应创造机会促进其向传统与新兴产业相结合的业态转移，适应数字化对低端劳动力升级的需求。

余典范：近年来，针对基础性人才短缺问题，各地都加大了人才引进的力度，在落户、税收、社保、医疗、教育、居住等方面加大了对人才的优惠力度；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在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上进行更新，更多凸显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专业的布局，并在基础专业上开始通过强基计划加以重视；企业也在职位晋升、薪资调整、技能培训、机器换人等方面进行积极应对。

证券时报记者：近年来，产业工人紧缺的话题时不时被提及。就您调研或观察到的情况看，目前产业工人供需处于什么情况？

证券时报记者：近几年来，针对产业工人稀缺的情况，国家层面、各地以及企业等方面都推出相关举措，在您看来，效果如何？

应切实破解产业工人住房、子女教育等难题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产业工人目前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什么？有什么好的建议？

余典范：总体来看，不论是在产业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亦或是就业岗位之间，产业工人的流动性都在增加。

对于第二个问题，需要更多的制度与政策创新，在降低人才落户门槛，加强人才住房、廉租房、公租房的保障等方面制定相应措施，切实破解产业工人面临的住房、子女教育等难题。另一方面，各地要做大做强产业，增加更多的就业、晋升空间是实现以产业留人、事业留人的根本所在。

此外，我国目前在制造业领军人才与技能型人才缺口也较大。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大市场吸引国外卓越人才，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这些人才的根植性，在做大产业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应积极推进产教融合、创办现代产业学院等工作，夯实重点产业高技能人才培育基础，加大与制造业数字化相匹配的科研、技术人员的培育，以适应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新需求。

可见，更多的是结构性的问题：产业工人自身的工作观在转型升级，单一、枯燥的流水线作业对其吸引力在下降；新一轮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在带来新的就业岗位、挤压传统产业的就业机会的同时，由于其对其他产业的赋能作用，也会为一些新兴领域创造就业的机会，整体上会提高劳动的流动性；同时，我国现在推行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在区域资源的双向流动上也将为劳动力的双向流动提供更多的保障。

产业工人引培措施真正发挥作用尚需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并不是线性的。当数字化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其能够替代复杂的、有创造性的工作岗位，而且考虑到高技能劳动力自身的议价能力强，需要支付高额工资与福利，为降低企业成本，企业会偏向于使用与智能机器人协作的中等或低技能劳动力，从而替代一部分高技能劳动力，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替代效应。

总体来看，这些措施在引培产业工人、提高对工人的吸引力上面有一定的效果，对人才的指挥棒效应开始凸显。但上述中长期的措施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一定时间，一方面是因为人才的培养和成才需要相应的周期，另一方面，目前新兴领域仍然处在培育期，其产业化、规模化还未完全实现，对人才的需求也还需要时间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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