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我刚到中国就听到并学会的，后来我也常用它来提醒自己要心胸开阔。 在过去两年中,我的头脑、内心和灵魂在生活、教学、学习和体验中国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我曾认为，58岁的我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旅行者了，因此，当我得到吉林财经大学的一份教学岗位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段经历将会改变我的一生。

与中国的独生子女学生不同，我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所以，对我来说，与兄弟姐妹们分享，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做兼职工作等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接受了在大学的一项实验教学项目中的讲师工作，并在58岁时获得了中国的工作签证，而在这个年纪我的大多数中国同事都已经准备退休了。当我抵达校园，以兴奋的心情欣赏着周围的景色、声音和文化时，我的确感到一丝惊讶。但是我此前曾经在美国、北美和欧洲大陆都旅行和生活过，我相信我能处理在中国遇到的任何难题。

第一印象

我于2015年8月26日抵达，并按计划于8月29日星期一开始教学。我整理行李时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要敞开心扉拥抱这个新环境。我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读。当我走在街上，看到那些中文指示牌和标志，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孩儿一样，什么也不懂。我接受了每一个向我投来的微笑，声音和气味。我可能已经遇到我的主管三四次了，但我似乎从来没有认出她来，因为她总会在我又一次说“很高兴认识你”的时候温柔地提醒我，我上一次见到她时已经说过了。

我上课最初四周的学生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的课平均每班40人，这么大的班级我还从未遇到过。我意识到我不仅要记住他们的非中文名，还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真名。我的第一个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真正地去了解他们。第一学期，我共有约230名学生。我使用的是标准的大学教育的方法，给每个人自由，尊重他们作为成年人的行为和回应。我的所有课都只有三个简单的原则。但我很快意识到，大多数人都希望我告诉他们应该何时休息、该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我希望他们能向我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对我亦步亦趋。但是，我这样的想法和行为对他们来说，却是极为陌生的。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新关系，外国教师和新的中国学生。

新的名字

到了10月初，我准备对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再开5个班。在新的班级里，学生们都表现得非常热情和高兴。他们中有些人还没有英文名，并希望我给他们起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份需要付出额外努力并且非常荣幸的事情。我首先问了他们各自中文名字的含义，那些名字都非常美丽、特别。我告诉他们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给他们取一个和本名同样美丽的名字，但那些学生们依旧信任我，并且非常期待和兴奋。我回到家，仔细地研究着他们的名字，既感到荣幸，又感到责任重大。由于我的名字的来源不是英文，我告诉学生，并非所有英文名字最初的起源都是英语，有些名字是希伯来文，拉丁文或其他文字。命名日到来的那天，我看到了期待着新名字的学生们脸上绽放的笑容，当我喊出了他或她的新名字并将新名字赋予他们时，我看到了他们脸上的喜悦，同时也想起当一个人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会自然地感到骄傲。在我命名时，没有两个名字是相同的，正如没有两个学生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也给我取了一个名字，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我的中文名是茉莉。

本文作者Janise Munos Arteaga（中）与学生在一起

中国信息技术的挑战

我认为自己相当精通技术，作为“婴儿潮”中长大的一代，我经历了黑白电视、转盘拨号电话（而不是智能手机）、黑板（而不是iPad），对我们那代人来说，“游戏”还只意味着晚饭前到户外去运用想象力。我在高中学会了用打字机，在32岁时学会了使用个人电脑为政府工作。在2010-2012年完成研究生课程时，我已经可以自如地使用网络创建在线课堂。因此，当我的主管要求我帮助制作线上课程的项目材料时，我自信地答复他“没问题！”我很愿意能够尽力投入，帮助大学做更多事情。但是，当我开始工作时，我意识到，依靠我手指的“肌肉记忆”进行键盘敲击可能带来的问题。因为我的电脑操作系统是中文：文档、电子邮件、互联网等等一切都是中文！我的副院长向我介绍了一个电子教室的在线平台，它的界面也是中文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我可以尝试一下。我经常工作到深夜，在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之间睡觉。我还在我的桌子上摆放了一个“脏话罐子”，以防当出现问题时我气急败坏地咒骂。对着电脑，我哭过、笑过、对着墙壁尖叫过。我告诉自己，电脑不会打败我，我的头脑会从这种经历中变得坚强并获得成长。当然，同样上涨的，还有我的“脏话罐子”里的“捐款”。到了12月份，我已经设法在在线平台上设置了所有的课程，我的副院长让我示范一下。我笑了起来，我想：“好吧，系统已经全是中文了，我还能给他们示范什么呢？”不过，我还是做了一个简短的演示，说明了我会用系统完成的任务，但是演示没有包括我通常会对外籍教师所做的英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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