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您个人经历挺丰富的？”

“对，蛮复杂的。”

刚见面，一问一答间笔者开始了与本期“大家”专访对象刘小川教授的交流。整个采访过程中，小川教授的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回，时而从过往的经历牵出现在的想法，时而在当下探讨的话题中引入近期发生的事例，其纵横开阔的思路考验着笔者对于整个采访的掌控能力。而小川教授给笔者更为深刻的一点印象则是其能够随时进入深度思考的能力与分析问题时的全面与冷静，让笔者感受到一名具有多种教育背景和不同工作经历的财政学者的扎实功力，以及一位科研教学管理者内心的忧思与担当。

刘小川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执行院长，在财政理论、税收学、公共政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经济系、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期间亦曾为农场知青、工厂工人、机关干部；于南京大学商学院执教十五年后，自2004年起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系任职……翻看小川教授的履历，一方面是其职业性质的多次跨越，另一方面是教育背景、学术教研环境的几次变迁，这种“跨界”经历看上去颇耐人寻味—— 为何最终跨入学术界做一名学者？为何最终选择上海财经大学耕耘财政？“跨界”经历又对其在财政领域的学术科研工作影响几何？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专访了刘小川教授，了解到这位“跨界”学者的财政人生。

“跨界”始于曲折求学路

“本来以为下乡后就在农村待一辈子了，根本没有想到还有出来的机会”，刘小川教授说起自己的知青经历时这样回忆道。小川教授成长于江苏省南京市，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放至汤山林场，按照当时的规定作为长子的他本可以留在城市里，但为了让弟弟能分配到大的国营企业，小川教授选择了下放至农村，当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全镇的大多数知青都去参加了那次动员大会，“那时候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就突然说可以高考了，知青都聚在一起，大家真是非常兴奋”，当年的情绪似乎浸入了小川教授如今的讲述中。

在跌宕的年代里有一点改变现状的希望照亮生活时，抓住这点希望便成了多数人的唯一选择，然而真正能够握住希望、握住机会的则是真正投入与刻苦之人。小川教授在第一年高考失利的情况下，第二年成为当年下放农场所在辖区唯一考上大学的知青，且被录取至南京大学经济系，当年插队的队长后来遇到小川教授时说：“刘小川，你可是当年知青中最刻苦、最用功的啊。”而小川教授本人对于当年的学习状态似乎记不太清了，只有印象中相对较深刻的近乎满分的数学成绩——99分。

然而，与很多从事学术科研工作的学者不同，本科毕业后的小川教授并未进一步在学业上深造，而是服从了当年的国家分配到了条件艰苦的苏北地区徐州市锻压设备厂，半年后又调至徐州市经济委员会，“尽管是在机关单位工作，但心里想的还是要回南京，”小川教授说道，“因为家里没有关系调动工作，也只剩下考研这条路。”工作了几年后的小川教授在当时单位领导的“阻挠”下考入了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研究生，此时的他也已进入而立之年，在笔者看来，可能就是凭着一股子勤奋读书的坚毅劲儿，小川教授最终走上了学术道路，并在学术道路上获得肯定、结出硕果。

“即使在读研期间，我对于‘研究’仍然没有概念”，小川教授坦诚地向笔者讲到，直到毕业论文答辩时一位老师的肯定给小川教授此后进行学术科研树立了信心。这位老师是杨君昌教授，中国第一位MBA，也是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第一位博士，他是当年小川教授毕业答辩委员之一、亦是当时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常务副校长，杨君昌教授不仅肯定了这篇毕业论文，后又将小川教授的这篇文章推荐至《财政研究》发表，“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而且是在《财政研究》这本财政学界的权威杂志上，这极大地鼓励我继续搞研究”，自此小川教授回到南京大学在财政金融教研室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学者生涯，直至十五年后的2004年，基于家人的因素和个人学科发展的考量，小川教授再次面临着事业道路的选择。这一次，他决定到上海财经大学这一有着优良的财政学科发展土壤的地方。而此时来自经济财政界的一些大家前辈的器重，诸如南京大学商学院领导的挽留以及当年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刘溶沧老先生的北上邀请，小川教授都婉拒了：“发自内心地讲，选择上财是因为我深知上财的财政学团队是非常好的，老一辈给我们授课的席克正、曹立瀛等大家自不必多说；在我读研期间与后来的中青年这一代骨干一直保持联系，我知道这是一支非常团结的团队，所以对我研究的财政学科而言在财大的发展比在南大要好，事实也正是如此。”而今距离小川教授从南京“转战”上海也已经近十年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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